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最近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官员”，点名批评8省市落实助学贷款不力，频频宣讲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又直言高校学费偏高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他的直言不讳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公众的广泛好评。
　　张部长敢说实话的率直个性难能可贵，值得人们赞扬，更值得政府官员效仿。仅仅看到官员说了一句久违的真话，网友们就感恩戴德、激动万分的留言，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我们对政府官员的期望值到底跌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我看来，张部长之所以叫人推崇备至，乃是缘于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承认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公众遇上了一个特定的人：一个富有责任心和勇气的官员；而这个特定的人遇上了一个特定的时间：他多次说过“反正我也要退了”（张部长1944年生人，的确到了“要退”的年龄）――在各类“潜规则”纵横的官场，临退才能尽抒胸襟、言人所不敢言，这只怕也是一种特定的“潜规则”。对于饱受教育返贫之苦的大众而言，“高校学费偏高超过百姓承受力”这样的论断并非多么高深，那只是他们时刻亲身经历的事实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当百姓发现终于有政府官员承认存在“学费偏高”的问题，仍然倍感欣慰。

　　或许，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期望只是“说实话”；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没有更高的期望。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与“说实话”相比，“做实事”更为重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官员的最大职责不是承认问题的存在，而是解决存在的问题。高校学费偏高早已是高等教育中的顽固的旧疾，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和微观层面的高校乱收费是众所周知的症结所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在职权范围内竭尽所能，将百姓无法承受的高学费降下来。对于宏观层面的财政问题，教育部门应尽力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为学校赢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对于微观层面的乱收费问题，教育部门应充分行使管制和处罚权力，加大问责力度，根除各大高校的“收费瘾”。如果批评、痛斥之后，高校学费依然岿然不动、百姓依旧不堪重负，那“说实话”的价值也就等于零。

　　在一些时候，说假话容易，说实话难；说实话容易，做实事难――这种规律的支配下，官员更容易选择知难而退。而两耳塞满“官话”、“套话”、“假话”的老百姓也日渐“成熟”起来，大家对官员的心理期望值逐步下跌。直到有一天，一句大实话就足以让我们感动半天，一个尽职官员的出现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万分。

　　公众期望值的下跌会为官员创造更为宽松的舆论环境，让他们更加轻松地知难而退，也会让李金华、张保庆这样的“明星官员”脱颖而出的，这让我心情沉重。对于审计署长而言，完成审计工作并公布结果是义务；对于教育部主管官员而言，承认事实也是义务。当履行职责、承认事实不再是义务而成为广受传诵的美德，那只能证明公众对官员的期望值已经跌得下落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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