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下发《高校学生住宿管理通知》，不再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此时距离去年教育部颁布“禁租令”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本报记者随即走访广州不少高校和周边地区，发现已执行一年的“租禁令”其实并没有对大学生产生多大影响，对禁令的松动，学生大多表示欢迎。

　　应该说，这则禁令的终于倒掉，是势所必然。宏观上看，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自由的社会，任何经不起推敲的禁忌都有可能面临禁地闯入者的日常反抗。从微观上看，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的禁令，几乎无人受益:学校方面，因为过于“保守”和涉嫌“管得太宽”遭受来自社会与媒体的压力；出租房屋的人因此减少了客源；而那些有意租房自住的大学生们的私生活同样受到干扰。

　　显然，该禁令的出台，既是对大学生们的独立生存能力的低视，也是也源于法治精神的缺失。众所周知，大学不是托儿所，莘莘学子多已成年，从法律上讲:一方面，他们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责任的公民，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自然包括在校园以外生活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使进入大学时学生与校方签订一定要住校舍的契约，学生也有权因为在校外住得舒适方便而毁约。至于违约赔偿，是民法典的事，而非由学校出一则禁令来进行规范。

　　从深层次讲，这道禁令的推出，暴露了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严重弊端。即，人为地割裂社会与学校之间的互相哺育。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多被围墙圈起来，其中不乏“学者”、“教授”，饱食终日，生活在校园里，受到围墙的保护，有偿不思想；而大学生们的交往，也只是同学之间的近亲繁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几乎脱节。

　　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教育先进的国家，大学不但不设围墙，而且每所大学都积极地向自己的城市开放。大学只是一个方便求知者聚集的场所，而不是对求知者进行便利管理的场所。怀着对知识的信仰，校方会不遗余力地鼓励市民到学校里来听讲座或作报告，决不可能挂上“民工禁止入内”的招牌。可以想见，在任何一个开放的社会，大学必定是开放的。倘若我们承认知识无疆界，那么大学就应该无围墙。教授与学生，是公民社会的一员，不必标榜或被强制寄居于某所大学。

　　有消息称，校方最担心的是学生的安全，所以才出台了这个禁令。从逻辑上看，显然，这是学校权责不清。毕竟，教育部不是公安部，大学也不是派出所。如果学校担道义之责，应该呼吁提高社会整体治安水平；如果要尽管理之责，就应该学习西方国家，少建豪华办公楼，力争改善学生在学校里的居住条件，将集体宿舍变成一人一室，让大学生们既能安心学习，又可以安排好自己的私人生活。

　　公权力应该从学生私生活中走开，已是常识。近乎荒唐的是，重庆师范大学不久前试行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搞一夜情的将开除学籍”，甚至在有些大学，大学生当众接吻也被认为有伤风化，被定性为“不文明”现象。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自由的权利，已经成年的大学生们来大学只是学习，是否恋爱、接吻，只是私生活，如人们在巴黎所见，当众接吻，何尝不是人世间的一道温暖风景？

　　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谈到民法典的立法价值取向时曾经感慨，中国公权力过于强大，立法多表现为国家防控民权，而非尽可能多地给公民的私权利以充分发展余地。这同样表现在一些权力部门出台规定时的不得人心。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人们对法律(包括规章制度)创制有了新的认识。法律不应为服务于政治而规制，它当与政治一起服务于生活，而非反其道而行之，让生活服务于政治，或者让生活服务于法律、法规，继而让法律服务于政治。法律基于性恶论而制定，让违背法律的人受到惩罚，但在本质上，法律以人之自由幸福为终极目的，却是向善的。归根结底，就是要让政治服从于法律，让法律服务于生活。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努力为生活立法，我们的管理部门为生活增进自由，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进步。